转过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倒了一杯,一口乾了。
他放下杯子,低声说了一句:
“走了好。早该走了。”
然后他看了一眼墙上掛著的那些旧照片——南越,丛林,战友,直升机。
他看了很久,把杯子倒满,端在手里,没有再喝。
那天晚上,全联邦的普通民眾没有人庆祝。
人们只是回到家里,坐在餐桌前,把暖气关小一点,把灯关暗一点,把电视关掉。
他们不说话,不哭,不笑。
只是坐著,看著窗外,想著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总统走了,但油价还在涨,暖气费还在涨,工厂还在关门,船还停在码头,孩子还在挨冻。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只知道一件事——那些在华顿市的人,从来不在乎他们。
以前不在乎,现在不在乎,以后也不会在乎。
换谁来,都一样。
不,也许不一样。
有人忽然想起了那个名字。
那个在国会山摔门走的人。
那个指著那些大人物的鼻子问“你们不觉得羞耻吗”的人。
那个说“如果哪个国家敢对联邦开战,我第一个上战场”的人。
那个从宾夕法尼亚来的人。
在金山市,那个学政治学的女生坐在宿舍的床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上面抄著陈时安演讲的那些话。
她把那些话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在空白的页面上写了一行字:
“如果他能上……”
她没有写下去。
她不知道该怎么写。
但她知道,如果那个人坐在华盛顿,也许一切会不一样。
也许不会。
但她想试一试。
只是今年不是大选年。
她连投票的机会都没有。
她把笔记本合上,抱在胸口,靠在床头髮了很久的呆。
窗外,金山市的夜灯亮著,远远近近的,像一片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