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长站在办公桌前,没有立刻回答。
他跟著比利斯干了六年,太熟悉这个人的脾气了——这种时候,他不需要听“您说得对”,他需要听点真东西。
“先生,有三种做法。”
比利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往下说。
“第一种,骂。”
“把陈时安树成靶子,说他挖我们的墙角,用不公平的手段抢我们的工人。煽动情绪,把內部矛盾转化成对外愤怒。”
比利斯没说话。
幕僚长顿了顿:
“优点是见效快,能稳住基本盘。
缺点是不治本——骂完了,工人还是往那边跑。”
“第二种呢?”
“第二种,学。”
“派人悄悄去宾州,把他的政策拆开了揉碎了研究。税收优惠怎么设计的,招商引资怎么谈的,劳工培训怎么搞的。然后照猫画虎,在俄亥俄推一套差不多的。”
幕僚长顿了顿。
“但是这个恐怕很难。”
比利斯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
他知道难在哪里。
不是政策本身难。
那些东西白纸黑字写著,找几个经济学家就能分析得清清楚楚。
税收优惠怎么给,招商引资怎么谈,劳工培训怎么搞——这些都不是秘密。
难的是推行。
同样的政策,陈时安推得动,他推不动。
他要是推同样的政策,工会的人会说“你凭什么动我们的利益”,议会的人会说“你这个方案有问题再议”,媒体的人会说“州长又在作秀了”。
一样的东西,陈时安拿出来是圣旨,他拿出来是废纸。
差別不在政策本身。
差別在人心。
比利斯的手指在扶手上停住了。
“第三种呢?”
幕僚长沉默了几秒。
“第三种……”
他斟酌著开口:
“请他过来。”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比利斯看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