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什么?”李梅声音沙哑地问,努力保持著平静。
“带些隨身的必需品就行,其他不用管。”郑同志站起身,语气不容商量,“时间紧迫,请抓紧。”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此刻任何多余的询问都毫无意义,甚至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回到那间低矮的土坯房,所谓的“必需品”少得可怜。
几件破旧衣服,洗漱的破毛巾和掉了瓷的缸子,李梅珍藏的针线,陈明那个小本子,一个旧帆布包就装完了。
整个过程沉默而迅速。
离开时,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一些同住的人远远望著,眼神复杂,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说话。
吉普车发动,捲起滚滚黄尘。
陈明和李梅被安排坐在后一辆车的后座,郑同志坐在前车。
车子顛簸著驶离这片他们劳作、生活了数年,埋葬了无数沉默与艰辛的土地。
陈明最后看了一眼。
土坯房、荒野、远处模糊的渠影,都在迅速后退,融入一片苍茫的暮色。
风依旧在刮,但那呜咽声似乎被隔绝在了车外。
车子驶上相对平坦的公路,开始加速。
夜色渐渐笼罩四野。
前排的司机和副驾驶上的年轻干部都没有说话,只是专注地看著前方的路。
陈明和李梅紧紧靠在一起,帆布包放在脚边。
他们依旧沉默著,紧握的双手却泄露了內心的惊涛骇浪。
“安全”、“顺利”、“安排好”……这些异常温和甚至带著关照意味的指令,与以往任何一次变动都不同。
它像一道微弱却无法忽视的光,刺破了长久以来笼罩他们的、习以为常的严峻与压抑。
他们不知道將被带往何处,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但这不同寻常的“接”,本身就在死水般的心湖里,投下了一颗充满未知与忐忑的石子。
路途比他们想像中漫长。
吉普车在顛簸的公路上行驶了一天一夜,中途在几个指定的招待所短暂停留。
每到一处,食宿似乎早已安排好。
饭菜被端进房间,不再是农场里千篇一律的粗粮咸菜,而是有菜有汤,甚至偶尔能见到一点荤腥。
白面馒头管够,米饭也雪白饱满。
负责陪同的年轻干部话很少,但態度算不上严厉,送饭时会简单说一句“趁热吃”,或提醒他们“晚上好好休息”。
这种待遇,让陈明和李梅更加不安,也更加沉默。
他们吃得很少,动作拘谨,仿佛面前不是饭菜,而是某种需要小心应对的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