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会后的第一天,国内所有主流媒体都发了消息。《人民日报》头版,一行大字格外醒目:“从‘争气芯’到‘麒麟’——中国芯片二十年征程”。文章从1975年讲起,讲到那间废弃的化学实验室,讲到酒精灯和镊子,讲到手工雕刻出的第一块芯片。二十年,几代人,终于让中国有了自己的“芯”。《科技日报》用了四个整版做专题报道。记者采访了好几位参与过“争气芯”项目的老专家。一位住在西城老旧小区的老人接到电话时正在阳台浇花,他放下喷壶,沉默了很久,说:“当年搞‘争气芯’,我们在废弃的化学实验室里,用酒精灯、用镊子、用土办法,硬是刻出了第一块芯片。那时候谁能想到,二十年后,我们的芯片能跑得比tel还快?”另一位老工程师已经七十三岁了,腿脚不便,但他坚持让儿子送他到报社。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小盒子。打开盒子,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封装已经发黄了,但字迹还清晰可见:“争气芯-甲型,1975”。“这是当年我留的样品。”老人的手有些抖,“本来想带进棺材里的。现在交给你们,做个见证。”第二天,这张照片登在《科技日报》头版。国外的反应比预想的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芯片二十年:从追赶者到竞争者”,详细梳理了中国半导体发展的脉络。《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中国芯片的崛起不是偶然”,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从专用芯片到通用处理器,从军用走向民用”的扎实路径。《朝日新闻》的记者专程飞到北京,要求采访秦念。秦念没空,让吴思远接待。记者临走时感叹:“中国芯,不容易。”那几天,“星火”研究院的电话几乎没断过。有高校打来的,问能不能合作培养研究生;有地方政府的,问能不能去他们那里建生产基地;还有普通老百姓打来的,就说一句话:“你们给中国人争气了。”秦念让林远把所有来电都记下来,分类整理。她对林远说:“这些电话说明一件事——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就等着有人把它点着。”但喧嚣总会过去。发布会后第三周,秦念把王磊叫到办公室。王磊推门进来的时候,眼圈发黑,手里拿着一份没吃完的烧饼。他的桌上有厚厚一摞信函和传真,都是发布会后收到的——有合作意向书,有采购询价单,也有质疑和刁难。“软件联盟的事,卡在哪了?”秦念问。王磊把烧饼放在桌上,叹了口气:“金山那边说可以合作,但他们的人不够。用友更直接——问咱们‘麒麟’能卖多少台,少于十万台他们不干。”“十万台……”“对。咱们现在的产能,一年也就五万。”秦念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北京还是冬天,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里晃。她想起发布会那天台下的掌声,想起周教授说“这个是真的”,想起老专家那句“你们不容易”。那些都是真的,但现实是另一回事——一个没有软件生态的芯片,就像一台没有油的发动机。“那就先做能做的,”她说,“操作系统不能等。哪怕只有一千台机器,也要让它们跑起来。”王磊点点头,拿起烧饼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忽然停住了:“秦总师,还有一件事。前几天有个厂商找我,说想用‘麒麟’做嵌入式系统,用在工业控制上。他们不需要dows,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实时操作系统。”秦念的眼睛亮了一下:“这个思路对。不一定要和dows正面竞争。先把能做的市场做起来,一步步来。”王磊在笔记本上记下来。秦念看着他,忽然说:“还有一件事。你手头的工作,要开始交一部分给吴思远。”王磊愣住了,烧饼差点掉桌上。“您要调我去哪儿?”秦念没回答,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资料,推到他面前。王磊低头看了一眼。封面上印着一个他完全陌生的词:量子通信。“这……是什么?”“下一个战场。”秦念说,“信息安全。比芯片更重要。”王磊翻了翻。全是英文论文、德文报告、日文专利。那些术语他一个都不认识——量子态、纠缠光子、密钥分发、单光子探测器。他抬起头:“我一个搞芯片的,去做这个?”“你不是搞芯片的,”秦念说,“你是搞‘从零开始’的。1975年‘争气芯’是从零开始,1991年‘天权’是从零开始,‘麒麟’也是。现在,再来一次。”王磊没说话,低头看着那叠资料。他的手指在纸页上无意识地摩挲着,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过了很久,他说:“林远跟我一起去?”“对。他比你还不懂。但他能学。你也能。”王磊把资料抱起来,站起身。他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秦总师,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问。”“您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件事的?”秦念没有回答。她望向窗外,目光穿过北京灰蒙蒙的天空,落在很远的地方。她没有告诉王磊,这件事她想了整整两年——从“麒麟”流片成功的那天起,她就在想一个问题:芯片再强,如果通信链路不安全,一切等于零。王磊没再问,推门走了。:()七零空间大佬:家属院搞科技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