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朝阳在绝境中采纳了王建国的建议。
他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向市商业局党委和区里递交了那份恳切请求——
“辞去厂长职务,下放车间当普通屠宰工人以改造思想”的报告。
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果然在肉联厂乃至其上级主管部门引发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
正如王建国所料,当吕朝阳主动放弃了最显眼的靶子位置,并摆出最诚恳的接受改造姿态后,那些原本暗流涌动、意图将他拉下马的揭发与调查,其力度和紧迫性,似乎都随之减弱、放缓了。
毕竟,一个已经自请处分、甘愿去挥刀杀猪的有问题厂长,其典型意义和斗争价值,已然大减。
上级在短暂研究后,很快批复同意,任命了一位政治可靠、年富力强的新厂长。
而吕朝阳,则真的脱下了中山装,换上了油腻的工作服,每天天不亮就走进弥漫着血腥气和牲畜嚎叫的屠宰车间,开始了与记忆中“吕厂长”身份彻底割裂的、沉默而艰辛的改造生活。
王建国得知消息后,心中那块关于吕朝阳安危的石头,暂时落了地。
这步险棋,终究是为老厂长在狂风暴雨中,抢下了一隅或许逼仄、但总算能暂时栖身的避风港。
然而,这并未带来多少轻松。
因为,就在吕朝阳的个人命运以这种屈辱方式“尘埃落定”的同时,一股比运动更加无孔不入、也更能牵动每个人最基本生存神经的寒流,正伴随着这个夏末秋初并不温暖的季风,悄然席卷了整个四九城,乃至更广阔的国土。
自然灾害的阴影,并未因城里运动的轰轰烈烈而有丝毫消退,反而在持续积累、发酵。
去年部分地区歉收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化。
今年的气候又显异常,夏粮收成不如预期。
秋粮长势也令人担忧的消息,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化为粮店前那日益延长、气氛也日益焦灼的排队队伍,以及家家户户粮本上那一个个被反复计算、却依旧捉襟见肘的定量数字。
粮食。
这个在任何时代都关乎生存根本的问题,在物资调配机制尚不完善、又叠加了各种运动干扰的年代,其敏感性和严峻性,被迅速放大到了极致。
四九城作为首都,供应相对优先保障,但相对二字,在绝对的需求面前,依然显得苍白无力。
居民的口粮定量开始出现调整,细粮比例下降,粗粮比例增加,豆油、肉类等副食的供应更是时断时续,难以指望。
各种关于城外灾情严重、粮食调运困难、要准备过苦日子的小道消息和恐慌情绪,在排队买粮的人群中、在工厂食堂的打饭窗口前、在胡同里邻居们的窃窃私语里,疯狂滋生、传播。
这股由生存危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寒流,其冰冷与沉重,迅速压过了四合院里之前那些围绕着权力、情感、成分而产生的纠葛与算计。
在饥饿的威胁面前,许大茂的得势、刘海中的倒台、聋老太太的谋划、傻柱与于海棠的感情危机,似乎都变得遥远而微不足道起来。
每个人最关心、也最焦虑的,变成了同一个问题:
家里的粮食,还够吃多久?
下个月的定量,会不会再减?
去哪里能弄到一点不要票的吃食?
四合院里的气氛,随之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一种基于共同生存压力的、脆弱而原始的抱团意识,开始在邻里间悄然滋生。
虽然各家依然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算计着每一两粮食,但公用水池边、中院纳凉时,谈论的话题,前所未有地高度统一起来。
“听说了吗?东城粮店今天天没亮就排出去二里地!就为了买点碎米!”
“我们厂食堂这个月的伙食补助又减了,窝头都快捏不起来了!”
“唉,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孩子正长身体,天天喊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