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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5章 互助方案（第1页）

沈墨不仅知道渠道，还提供了如此具体、可操作的接头方式和暗号！这绝不是泛泛的“听说”，而是表明他要么与这个网络有较深联系，要么就是通过某种极其可靠的途径获取了这些信息。他将这些信息以这种近乎“丢包”的方式告诉王建国，是一种冒险的示好？还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试探？或者，两者兼有？王建国的大脑飞速运转。去，还是不去？去，意味着他将正式踏入那个灰色地带，与“老鬼”背后的网络产生直接接触。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可能被监控，可能被敲诈，可能卷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能被沈墨利用或陷害。不去，当然最安全。但也就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沈墨递过来的、可能是唯一一次建立某种“特殊”联系的机会，也放弃了尽快修好收音机、解决那个小麻烦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他可能会让沈墨觉得他胆小、不可用，从而失去这个潜在的、有价值的信息源和技术外脑。权衡利弊，王建国认为，风险可控，值得一试。关键在于如何操作。他绝不能亲自出面。马三是最好的人选，但需要一套更周密的说辞和安排，既要确保马三的安全和忠诚，又要避免任何线索指向自己。他找了个借口，下班后再次去了马三家。这次，他更加谨慎，确认周围无人注意后，才将沈墨提供的信息，以“一个绝对可靠的朋友透露的渠道”为名，告诉了马三，并反复叮嘱：“三儿，你明天抽空，去东四‘益民信托商店’，找柜台后面穿蓝布褂、戴套袖的老赵。就说是‘西四老白’介绍来的，想找6ak5电子管和0047的瓷片电容，各要两个。他开什么价，只要不离谱，就答应，用这个。”王建国递给马三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二十块钱和两包“大前门”香烟——这是他能拿出的、不引人注目的“硬通货”和润滑剂。“东西拿到手，立刻离开，别多问，别多待。回来直接把东西给我，别让任何人看见。记住，万一有什么不对，或者那人问东问西，你就说听错了，走错了，马上走，东西不要了。安全第一！”马三接过布包，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他能感觉到这件事的不同寻常。“王哥，你放心，我知道轻重。保证把事情办妥，不出岔子。”第二天一整天，王建国在部里都有些心神不宁，表面却看不出丝毫异样。他像往常一样处理文件，参加会议，只是偶尔，目光会掠过资料室的方向，或者沈墨那间狭小办公室紧闭的门。下午快下班时，马三的身影出现在部委大院门口，向门卫说了什么，门卫往王建国办公室的方向指了指。王建国心里一紧，但立刻镇定下来，对同事说了声“好像家里有点事”，便快步走了出去。在门口一个僻静的角落，马三看到王建国，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又带着点兴奋的神情，迅速将一个用旧报纸裹着的小包塞到王建国手里，低声道：“办成了！建国哥，那个老赵，听到‘西四老白’，眼神就变了，也没多问，收了钱和烟，从柜台底下摸出个纸包给我，就是这东西。我瞅了一眼，没错，是电子管和电容。”王建国接过纸包，捏了捏，感受着里面元件的硬物感，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没人注意你吧？老赵还说什么了？”“没有，店里就他一个人，还有个打盹的老头。老赵收了东西，就说了句‘拿好’，又低头摆弄他的破收音机去了，跟没事人一样。”马三回忆道。“好，辛苦了，三儿。这事，烂在肚子里，对谁都别提，包括你爸妈。”王建国郑重叮嘱。“明白！”拿着那包来之不易的配件，王建国没有立刻回办公室，而是绕到部里后院一个堆放杂物的角落，仔细检查了一遍纸包。里面确实是两个崭新的6ak5电子管和几个标着0047μf的瓷片电容，品相完好。他将配件重新包好，塞进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夹层，这才平复了一下心情，若无其事地回到办公室。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王建国“偶然”得知总务科有个老师傅年轻时在无线电修理铺干过，便以“处里领导关心大家学习，催着修收音机”为名，请那位老师傅帮忙看看。老师傅看到王建国拿出的、品相完好的“崭新”配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连声说“这可是好东西，现在哪儿找去”！在王建国的暗示下，老师傅心领神会，没有多问配件的来源，只说是“王处长神通广大搞来的”，便专心致志地修理起来。不到一个小时，那台沉寂多日的美多牌收音机，重新发出了清晰、洪亮的声音。正在播放的是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激昂的旋律回荡在资料室里。老管理员激动得眼眶都湿了，拉着王建国的手不住道谢。其他来查资料的同事也纷纷夸赞王处长“有办法”、“办实事”。，！王建国谦虚地表示，都是老师傅手艺好，自己只是跑跑腿。沈墨那天下午也在资料室。当收音机修好的消息传开，优美的歌声响起时，他正站在一排书架前，背对着众人。王建国注意到，他的肩膀几不可察地微微放松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挺直而略显孤峭的姿态。他没有回头，没有参与众人的喜悦，只是伸出手，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厚重的德文技术词典，仿佛外界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但王建国知道，他听到了。他也知道，自己听到了。这次围绕一台坏收音机的、看似微不足道的“智斗”与协作，在无人知晓的暗处完成了第一次无声的“握手”。王建国验证了沈墨信息的可靠性和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能量，也向沈墨展示了自己执行力和保密能力。而沈墨，则用一种极其隐秘的方式，回应了王建国之前释放的善意和试探，也或许，是在为自己未来可能的需要，埋下了一颗种子。风险依然存在，沈墨的动机依旧成谜。但一条非常规的、脆弱的联系，毕竟建立起来了。在这片看似凝滞的湖面之下，两股潜流，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次交汇。王建国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未来，这条危险的纽带会通向何方，是带来机遇，还是灾祸，他无法预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现在这样，保持绝对的清醒和谨慎，在利用与提防之间，走好每一步。窗外的广播歌声嘹亮，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昂扬向上的力量。而王建国的心中，却是一片冷静的清明。他知道，在这个年代，生存与发展，往往不只在阳光下的会场和车间里，也在那些阳光照不到的、错综复杂的阴影缝隙之中。而他，已经做好了在这明暗交织的棋盘上，继续对弈的准备。收音机修好了，激昂的革命歌曲和字正腔圆的新闻广播重新回荡在部里技术处资料室略显沉闷的空气里。老管理员脸上多了笑容，对王建国更是感激不尽，逢人便夸“王处长有能耐，办实事”。这件小事，像投入一潭静水的微小石子，在王建国周围漾开了一圈几乎难以察觉的涟漪——在部分同事眼中，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印证；在总务科那位帮忙的老师傅那里，他落了个“体恤下情、不摆架子”的印象；而在更深、更隐秘的层面，他与沈墨之间，那根由稀缺电子元件和一句隐语串联起来的、无形而脆弱的线，算是第一次被轻轻拨动，发出了只有他们自己能“听”见的、极其微弱的颤音。王建国并未因此沾沾自喜，反而更加警醒。沈墨这条线，用好了，或许是获取前沿信息、解决棘手技术难题的特殊通道，甚至可能在未来某些关键抉择时，提供一个不同于主流视角的参照。但用不好，或者被有心人察觉，就是足以将他拖入深渊的致命绞索。他必须像对待最精密的爆破装置一样对待这条线——清楚其原理，明确其用途，更要时刻警惕其不稳定性。他将主要精力拉回到部里的日常轨道，更加勤勉地处理着那些似乎永无止境的技术报告、项目审核和会议纪要。他让自己看起来，就是一个沉浸在具体事务中、勤恳务实的中层技术干部。但暗地里，他对沈墨的观察，进入了一个更细致、更讲求策略的阶段。他不再刻意制造“偶遇”，但会留意沈墨在公开场合的每一次发言，无论多么简短。他仔细揣摩沈墨措辞的倾向，对哪些技术路线表现出兴趣，对哪些现行做法流露出不易察觉的保留或质疑。他甚至通过李秘书，在不经意间了解沈墨那个“技术情报与前瞻研究组”最近在关注哪些领域的动态，调阅了哪些资料。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王建国脑海中逐渐拼凑出一个更加立体的沈墨形象：一个拥有扎实苏式教育背景和开阔国际技术视野的专家，对当前国内某些领域技术发展的“闭门造车”和低水平重复深感焦虑，渴望有所作为，却又因自身背景敏感和所处部门的边缘化而倍感无力与压抑。他对王建国的态度，是一种混合了技术认同的谨慎靠近，以及因孤独和不被理解而滋生的、对“同类”的隐约期待。就在王建国小心翼翼地经营着部里这盘复杂棋局的同时，四九城的市井生活，在1964年这个看似平淡的春天里，正以其特有的、坚韧甚至有些野蛮的方式，对抗着无处不在的匮乏与停滞。而这种对抗，很快以一种更加直接、也更加危险的方式，与王建国产生了交集。这次，不是收音机配件，而是关乎“入口”的东西——粮食，或者说，是能弄到粮食的“门路”。消息最初是从马三那里，以一种夹杂着兴奋与忐忑的语气传来的。，！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马三鬼鬼祟祟地溜到王家，等王老汉、陈凤霞都睡下了，才压低声音对王建国说：“建国哥，有桩‘买卖’，不知道你敢不敢沾边。”王建国正在灯下看着一份关于东北某林业局请求调拨新型油锯的报告，闻言抬起头，看着马三闪烁的眼神：“什么买卖？犯法的不做，投机倒把的不碰，这是我的底线。”“那不能！肯定不犯法！”马三连忙摆手，凑得更近，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是这么回事，我认识一个哥们，在通县粮库干临时工。他说，他们粮库最近清仓底，扫出来不少‘土粮’和‘扫仓粮’。”王建国心里一动。“土粮”、“扫仓粮”，这是粮库系统的行话，指的是清仓时从角落、麻袋缝里清扫出来的、混杂着泥土、砂石、碎秸秆的粮食，以及一些因轻微霉变、虫蛀而不符合入库标准，但又没到完全报废程度的“等外粮”。按照严格规定，这些粮食要么折价处理给指定单位（如饲料厂、酒厂），要么就地上报损耗处理。但在粮食极度金贵的年代，这些东西在黑市上，也是让人眼红的“硬货”。“数量多少？品相怎么样？什么价？”王建国问得直接。“数量……我那哥们说，攒了小半年，估摸着能有千把斤，主要是玉米和高粱，还有少量麦子，混在一起，土和石子不少，得自己筛。品相肯定不如好粮，但绝对能吃，霉变的不多。至于价钱……”马三舔了舔嘴唇，“他们不敢明着卖，怕查。说是可以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点他们急需的东西。”“换什么？”“工业券，最好是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实在不行，肥皂、灯泡、劳保手套、胶鞋也行，要新的。还有……要一部分现金，但比例不能高。”马三一口气说完，紧张地看着王建国。王建国沉默了。千把斤“土粮”，哪怕筛掉两三成杂质，也有六七百斤可食用的粮食，在这个定量紧绷的年月，对任何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小集体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横财”。用工业券和紧俏日用品去换，虽然同样珍贵，但相比粮食，对王建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工业券的获取难度相对低一些——他在部里，级别不低，每年都有些定额配发，加上之前的一些积累，以及通过沈墨那条线或许能间接搞到一点“额外”的，比如修理收音机后剩下的“大前门”，就是硬通货。现金部分，他手头也还有些积蓄。风险同样巨大。这属于典型的“挖社会主义墙角”和“投机倒把”行为，一旦被发现，涉事的粮库职工、中间人、买家，一个都跑不了，轻则开除公职，重则判刑劳改。而且，马三那个“哥们”是否可靠？粮库内部是否还有其他眼睛？交易过程如何确保安全？这些都是未知数。“你那哥们，靠得住吗？”王建国沉吟半晌，问道。“靠得住！绝对靠得住！”马三拍着胸脯，“我俩光屁股玩到大的，他爹以前跟我爹在一个厂。他这回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家里老娘病着，孩子饿得嗷嗷叫，他那点临时工工资，根本不够。这才铤而走险，想弄点东西换钱换票。他跟我说，只要东西靠谱，价钱好商量，但一定要快，而且要绝对保密。”王建国看着马三急切而信任的眼神，知道马三不会害他，但马三那个“哥们”是否如他所说般可靠，就难讲了。底层人在生存压力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也容易被更大的力量操控或出卖。“这样，三儿，”王建国最终做了决定，语气严肃，“这件事，风险太大。我们不能直接参与买卖。”马三脸上露出失望之色。“但是，”王建国话锋一转，“粮食，确实是好东西。你那个哥们家里困难，也是实情。咱们可以换个方式帮他，也帮自己。”“什么方式？”“你告诉他，粮食，我们可以帮他‘处理’掉一部分，但不是买，是‘借’或者‘代存’。”王建国缓缓说道，“我们用工业券、日用品和一部分钱，作为‘抵押’或‘保管费’，换走一部分粮食。比如说，换他五百斤‘土粮’。我们负责运走、筛净。粮食我们暂时借用，度过眼前的春荒。等以后，他或者他家急需用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等量的好粮，或者折算成钱和票，还给他。当然，‘保管费’就不退了。这样，表面上，我们不是买卖，是互助。他解决了眼前急需的票证和现金，粮食的所有权名义上还在他那里，风险小一些。我们也得到了急需的粮食。”马三听得眼睛发亮：“建国哥，你这法子高！既帮了忙，咱们也得着实惠，还不算投机倒把！我这就去跟他说！”“慢着，”王建国叫住他，“这事不能急。第一，你要跟你那哥们说清楚，这是互助，不是买卖，要他管好嘴。第二，交易地点、时间、方式，必须绝对稳妥。不能在他们粮库附近，也不能在城里人多眼杂的地方。最好选在郊区僻静处，半夜进行。我们这边，我去弄车，你找两个绝对可靠的、嘴严的帮手，负责搬运和放哨。第三，东西准备好，工业券、日用品清单我来拟，现金我出大半。你只管牵线搭桥，具体交接，你不要直接碰粮食和钱票，你只负责联络和确认安全。”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明白！建国哥，你考虑得太周到了！”马三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王建国目光锐利地看着他，“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那哥们知，再不能有第六个人知道！包括你媳妇，也不能说漏半个字！万一出事，你知道后果。”马三打了个寒噤，连连点头：“我懂！我懂！打死我也不说！”接下来的几天，王建国开始了紧张而隐秘的筹备。他盘点自己手头的工业券和紧俏物资：自行车票有一张，是去年攒下的，一直没舍得用；缝纫机票没有；肥皂票、灯泡票、劳保手套领取凭证还有一些；崭新的胶鞋有两双，是之前肉联厂作为“抗洪先进”的奖励，他一直没穿。现金，他手头能在明面上动用的，大约有八十多块，这几乎是他们家除却必要生活费外全部的积蓄了。他又通过李秘书，以“家里老人需要，人情往来”为由，用两条“大前门”香烟，从部里行政处一个相熟的干事那里，换来了二十张肥皂票和十副线手套。东拼西凑，总算凑齐了一份看起来颇有分量的“抵押品”清单：自行车票一张，肥皂票三十张，灯泡票十五张，劳保手套二十副，新胶鞋两双，现金五十元。车辆是个问题。私人不可能有车。公车更不能动用。王建国想到了狗剩。肉联厂有一辆用来拉泔水和杂物的破旧三轮车，平时就扔在厂区角落，除了狗剩和驴蛋偶尔摆弄一下，基本没人管。这车虽然破，但能装货，声音也不大，适合夜间行动。他找了个由头，去肉联厂“检查工作”，私下里跟狗剩交代了（没细说用途），只说家里有点重东西要搬，借三轮车用一晚，第二天一早保证还回来，还塞给狗剩两包“劳动”牌香烟。狗剩二话没说，拍着胸脯保证把车弄出来，加好油，擦干净，晚上停在指定地方。马三那边也传来了消息。他那个“哥们”同意了“互助”方案，对抵押品清单很满意，尤其是那张自行车票。双方约定，三天后的夜里十一点，在通县往东、靠近潮白河河滩的一片废弃砖窑附近交易。那边偏僻，夜里基本没人。对方出两个人，带粮食。这边也出两个人，带东西和车。交接完毕，各自走人，互不打听。：（）我才二十岁，工龄四十八年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