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正不怕影子斜?”沈静文哭着反驳,“那为什么考察团不让你去了?为什么向红的老师要问那些问题?立春,你别自欺欺人了!是不是……是不是你以前那些事,又被人翻出来了?你爸,你留学,还有那个李启德……”“住口!”戴立春猛地一拍桌子,脸色铁青,“我的历史组织早就审查清楚了!李启德是他自己有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在外面乱说!”这次争吵不欢而散。但从那以后,戴立春内心深处那点“身正不怕影子斜”的笃定,开始动摇了。他开始失眠,反复回想自己过去的每一个细节,有没有疏漏,有没有可能被曲解的地方。他想起王建国,想起那份强调“现实表现”的报告,想起刘守一、陈经纬那些人。难道……是王建国?这个念头让他一阵心悸。那个看起来沉稳务实、甚至有些“技术呆子”气的王建国,有这个胆量和心机?他仔细回想王建国的履历、背景、行事风格,似乎找不到这种“阴狠”手段的痕迹。但如果不是他,又会是谁?谁对自己有如此深的了解,又能如此精准地使用自己擅长的手段反击?怀疑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他试图通过自己在部里的关系网去反向调查,却发现自己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孤立了,以往畅通的渠道变得滞涩。这种“被审视”、“被孤立”的感觉,比明确的攻击更让人恐惧。他终于体会到了刘守一、陈经纬他们被带走时,那种有理说不清、有劲无处使的绝望感。只是,他的绝望中,还掺杂着巨大的愤怒和被冒犯的耻辱——他,戴立春,一贯正确、原则性强的戴副司长,竟然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还是用他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戴立春对王建国的怀疑与日俱增。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直觉让他将矛头指向了这个最可能的“敌人”。在他看来,王建国为了那几个“历史有问题”的技术人员,竟然敢用这种手段向上反映他戴立春的“历史疑点”,这简直是疯了!是丧心病狂!是目无组织纪律!是卑鄙的打击报复!他越想越气,越想越恨。王建国凭什么?一个只知道埋头搞技术的“毛头处长”,仗着做出点成绩,就敢挑战他这种“政治过硬”的领导?还敢用这种阴险的手段?这完全突破了他的认知底线和处事原则。在他的人生信条里,一切应该按规章、按程序、按“政治正确”的原则来。王建国这种行为,是破坏规则,是以下犯上,是不可饶恕的!他将家庭近期承受的压力、自己仕途遭遇的挫折、心理上的恐慌和屈辱,全部归咎于王建国这个“始作俑者”。在他心里,王建国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不同的同僚,而是一个为了私利不择手段、胆大妄为的“疯子”。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就再也撕不下来。他开始在各种可能的场合,用隐晦但足够让明白人听懂的语言,表达对“某些技术干部政治觉悟不高、组织纪律性差、甚至搞非组织活动”的担忧和批评。他渴望找到王建国的破绽,给予致命一击,洗刷自己受到的“污蔑”。然而,就在他四处活动、试图反击的时候,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控制,也超出了王建国的预期。王建国那份匿名的反映材料,如同投入一潭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湖水中的石头。在更高的层面,关于如何平衡“肃反”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关于如何看待和使用有历史“瑕疵”但确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本就存在不同看法和争论。王建国的材料,以及此前他多次强调保护技术骨干、重视现实贡献的报告,加上戴立春过于激进、甚至可能影响到重点项目建设的做法,恰好为某种调整提供了契机和理由。更重要的是,戴立春本人及其关联者的历史情况,虽然未必有大问题,但被这样摆上台面后,按照“肃反”运动“人人过关”、“深挖细查”的逻辑,本身就需要一个“说法”。继续让戴立春以这种高调、严苛的方式去审查别人,就显得有些“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了。于是,在一次更高级别的内部会议上,有领导提到了“当前运动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要保护建设热情,特别是对于确有贡献的技术业务骨干,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其历史问题,重在现实表现。”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所指。会议同时决定,对几个反映突出的案例进行“复核”,并“注意听取多方面意见”。……风向的微妙变化,很快以组织程序的形式体现出来。先是部里“肃反”办公室的赵副主任再次来到,这次的态度比上次缓和了许多。他找到王建国,传达了上面的新精神:运动要深入,但生产不能停,对于技术骨干的历史问题审查,要讲究方式方法,尽量不影响正常工作。对于刘守一、陈经纬等六人,经过前一阶段的“学习”和审查,未发现重大现行问题,其历史问题已有初步结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在建设中考察使用”的原则,决定让他们返回原工作岗位,继续工作,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王建国听到这个决定时,悬了许久的心,终于重重落下一半。他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激动或如释重负,只是平静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会做好人员回归后的工作安排和思想稳定。刘守一他们回来了。离开时是盛夏,回来时已近初秋。短短一个多月的隔离审查,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人瘦了一圈,眼神里多了些谨慎和沉默,往日那种沉浸于技术难题时的专注神采黯淡了不少。:()我才二十岁,工龄四十八年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