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底子,金字,部委的大印,在昏黄的灯光下,庄严得让人不敢大声说话。大人们传着看,小心翼翼地,生怕碰坏了。孩子们踮着脚,睁大眼睛看。“真好……”不知是谁小声说了一句。“建国这孩子,真行。”易中海叹道。阎埠贵推了推眼镜,看得最仔细:“这印,是真钢印。你看这凹凸,这颜色——假不了。”王老汉把奖状接回来,重新挂回墙上,他退后两步,端详着,然后转过身,对满屋子人说:“建国这点成绩,是组织上培养的,也是大伙儿帮衬的。往后,他还得靠组织,靠大伙儿。这奖状,挂在这儿,是荣誉,也是鞭策。咱老王家人,不能给这奖状抹黑。”话说得朴实,但分量重。易中海带头鼓掌。啪啪的掌声,在小小的堂屋里响起,热烈,真诚。这一夜,九十五号大院很多人没睡好。王老汉和陈凤霞躺在床上,老两口嘀嘀咕咕说到后半夜。“他爹,你说建国这荣誉,会不会太扎眼?”陈凤霞担心,“树大招风啊。”“该来的总会来。”王老汉闭着眼,“咱儿子行得正,走得直,不怕。”“可我这心里……总不踏实。”“睡吧。”王老汉翻了个身,“明天还得早起扫院子。越是这时候,越得把本分事做好。”新屋里,李秀芝把三个孩子哄睡了,自己坐在灯下,又拿出那封信看。信很短,就一页纸。但她看了一遍又一遍。“我自己知道,做得还不够,往后更得踏实干活。”这话像王建国说的,实在,不飘。她把信贴在心口,眼泪悄悄流下来,不是难过,是骄傲,是心疼,是这么多年一个人撑着的委屈,还有终于被认可的释然。窗外,月亮很好,清清亮亮地照在院子里。西厢房贾家,灯也亮着。贾东旭坐在炕上抽烟,一根接一根,贾张氏在一边絮絮叨叨:“得意啥?不就一张纸吗?能当饭吃?能当衣穿?”“五十块钱奖金?呵,指不定在外头捞了多少呢!”“还全国先进……我看是‘先尽’着自己吧!”贾东旭猛地掐灭烟头:“别说了!”屋里安静下来,只有贾东旭在角落里,一声不响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良久,贾东旭哑着嗓子说:“明儿个,我去厂里问问……有没有夜校,学技术那种。”贾张氏一愣:“学技术?你都多大了?”“多大也得学。”贾东旭躺下,用被子蒙住头,“再不学,真让人落下了。”中院易家。易中海还没睡,在灯下写东西,是他给厂里工会的建议书——关于组织青年工人技术比武的想法。阎家。阎埠贵在算账本。算着算着,停下笔。“他娘,”他说,“开春了,咱家那两盆茉莉,给王家送一盆去。”“茉莉?你不是最宝贝那花吗?”“花是死的,人是活的。”阎埠贵意味深长,“王家这门亲戚,得走。”平日里,他就爱养上一些花花草草,花开时节,无论是送人,还是卖上几盆,都能补贴补贴家用。夜深了。大院的灯一盏盏灭了,月光照在青砖地上,清清冷冷的。只有王家堂屋里,那张奖状还隐隐泛着红光,像一团火,安静地燃烧。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王老汉就起来了。他拿着大扫帚,从自家门口开始,一直扫到院门口。扫得仔细,连墙角旮旯的落叶都清干净。易中海也起来了,看见王老汉在扫院子,没说话,回屋拿了把扫帚,接着扫。阎埠贵推门出来,愣了一下,转身也拿了工具。刘海中,还有其他几家,陆陆续续都出来了。没人说话,就默默地扫,扫帚划过青砖的“沙沙”声,在清晨的寒气里,格外清晰。院子扫完了,干净得能照见人影。王老汉直起腰,看着焕然一新的院子,看着这些老邻居。“谢了。”他就说了两个字。“客气啥。”易中海摆摆手。阎埠贵笑道:“干净了好,看着舒坦。”太阳升起来了,金光照在奖状上,映得满屋生辉。新的一天开始了。九十五号大院,还是那个大院,但又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王老汉站在门口,看着胡同里渐渐多起来的人影,看着远处袅袅升起的炊烟。他想,儿子在重庆,这会儿也该起床了吧。长江边的早晨,是不是也有这么亮的太阳?他想起儿子信里最后一句话:“快过年了。”是啊,快过年了。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有艰难,有汗水,有牵挂,也有荣耀。但日子,总归是往前走的。就像这扫干净的院子,就像那墙上的奖状,就像孩子们手里舍不得吃完的米花糖。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都有个盼头。王老汉深吸一口清冷的空气,转身回屋。炉子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响。翌日,随着报纸上的宣传,九十五号大院自然成了焦点。隔壁胡同的、斜对门的、甚至隔了两条街的,都找借口过来串门。有来道喜的,有来打听的,有纯粹好奇想看看“先进家属”长啥样的。王老汉把奖状挂在了堂屋正墙,来人就领进去看,他不多说,就一句:“孩子争气,是组织培养得好。”陈凤霞蒸了好几锅枣窝窝头,来人就塞两个:“尝尝,尝尝,自己蒸的。”李秀芝被一群妇女围着,问东问西。“建国平时在家也这么能干?”“他打小就爱琢磨东西。”李秀芝实话实说。“听说他逮特务那回,可险了?”“信里没细说。就说配合公安同志,做了该做的事。”“哎哟,真是胆大心细……”正说着,街道办王主任来了,手里还拎着二斤鸡蛋。“王大爷,陈大妈,秀芝!”王主任嗓门亮,“大喜事啊!咱们街道出了个全国先进,这是全街道的光荣!居委会决定,过完年开个报告会,请秀芝去讲讲建国的先进事迹!”李秀芝一愣:“我?我不会讲……”“有啥不会的?就说说他平时咋样,咋教育孩子的,咋帮助邻居的!”王主任不由分说,“就这么定了!”热闹持续了一整天,直至傍晚人才渐渐散了,院里终于安静下来。王老汉蹲在门槛上抽烟袋,陈凤霞在厨房收拾王翠翠,李秀芝哄睡了孩子,坐在灯下发呆。堂屋墙上的奖状,在灯光下静静泛着光。“秀芝。”王老汉忽然开口。“哎,爸。”“今儿来的人,你都记住了?”“差不多……记了个大概。”“有好些,是以前不走动的。”王老汉吐了口烟,“人呐,都这样。你好了,都来了。”李秀芝没说话。“可咱们不能飘。”王老汉磕磕烟袋锅,“建国那孩子,信里咋说的?‘做得还不够’。这话实在,咱在家,也得实在,该扫院子扫院子,该帮邻居帮邻居,人家来道喜,是情分,咱不能觉得,就该着。”“我知道,爹。”李秀芝轻声说。夜深了。四九城里很多人睡了,但还有很多人家,灯还亮着。四合院、大杂院、筒子楼里,人们在谈论同一个名字,同一篇文章。纺织厂的女工在算,如果学王建国搞革新,一年能给国家多织多少布。钢铁厂的老师在琢磨,那本《现代化屠宰作业规范手册》的写法,能不能用在炼钢操作规程上。学校老师在备课,想着明天怎么用王建国的事迹,给孩子们讲“社会主义建设”。街道干部在计划,怎么组织学习,怎么把“先进精神”落实到工作中。卖报的老孙头数着今天的收入,比往常多了一倍,他决定,明天进报时,再多要二十份《京城日报》,“王建国”这三个字,好卖。而在千里之外的重庆,王建国刚开完生产调度会,他走到窗前,看着灯火通明的工地。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正被无数人念起。他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正在改变一些东西——不是机器,不是厂房,是人心里那点火星。他只知道,明天还有六百立方混凝土要浇筑,还有三条生产线要调试,还有一份技术方案要修改。他点了支烟,烟雾在窗前缭绕。窗外,长江无声东流。窗内,图纸铺了满桌。墙上的日历,翻到了1954年12月31日。这一年,就要过去了。新的一年,就要来了。:()我才二十岁,工龄四十八年什么鬼